“十四五”以来，我国经济总量接连跨越三大台阶，逼近140万亿元；年均5.5%的增速托举起超35万亿元的巨大增量；2024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“十三五”末增长42%；我国经济增速继续领跑全球主要经济体……

     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国际产业研究室副主任刘佳骏表示，“十四五”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历史性跨越，“十五五”经济动力转换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，应进一步为制造业降本增效，推动经济发展从“资源依赖型”向“可持续发展型”跨越。

经济动力转换艰巨 制造业将迎突破性升级

      “十五五”，全球经济进入“高波动、低增长”的调整期，世界银行预测2026-2030年年均增速或低于3%，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或持续减弱。

      经济全球化动力与阻力胶着，国际格局进入重构期。中国国际投资促进会特邀副会长、国家高端智库专家、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原院长柴海涛分析，从1828年“可憎关税”、1861年“莫里尔关税”，到1930年“斯穆特·霍利关税”，再到2025年“特朗普关税”，美国关税已升至130年来最高水平。“海湖庄园协议”、“稳定币”三大法案出台……美国贸易政策正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。

      在刘佳骏看来，中美博弈常态化与国内内生矛盾深度交织，从贸易、科技、产业链、风险传导四大维度形成持续冲击，显著提升“十五五”时期我国经济动力转换的成本与难度，构成转型攻坚的关键外部制约。

       “高端芯片、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技术封锁升级，直接延缓产业数字化、智能化转型；国际科技合作空间压缩，创新要素流动受限，叠加国内基础研究短板，创新驱动动力被削弱。产业链‘去中国化’与供应链区域化趋势明显，国内产业面临‘断链’隐患与产能调整压力。技术遏制的常态化可能将出口管制清单扩大至人工智能、量子计算等领域，需付出更高的经济代价。”刘佳骏说。

      国内方面，内生动力不足与供需适配失衡叠加制约，传统产业转型滞后与新动能引领不足并存。传统产业存在高耗能、低附加值的路径依赖，其退出过程中的就业替代、债务化解等问题，对新动能培育形成“挤出效应”。2024年，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为16.7%，多数工业企业数字化应用仍处于局部优化阶段，未形成全链条升级，对经济增长的支撑力有待提升。

      在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指引下，“十五五”制造业有望实现突破性发展。

     1.高端化上，中国制造业从“技术补短板”到“标准定规则”，全球价值链地位将实现跃迁式提升。

      刘佳骏分析，此前时期的高端化，始终围绕“追赶型突破”展开。“十五”“十一五”聚焦产能补齐，“十二五”“十三五”转向“卡脖子”技术替代，“十四五”虽强调“产业基础高级化”，但核心仍停留在“自主可控”的防御性目标，如集成电路、高端数控机床等领域的技术攻关多以“打破国外垄断”为导向。

     “十五五”时期的高端化，则进入“引领型重构”新阶段，即以新质生产力培育为内核，突破路径从“技术跟跑”转向“标准领跑”。

     一方面，底层技术创新从“单点突破”转向“体系化创造”，依托“基础研究—中试—产业化”全链条创新体系，在航空航天、量子计算等战略领域实现从“可用”到“领先”的跨越；另一方面，借助龙头企业构建的开放型产业生态，将“中国智造”品牌升级与国际标准制定深度绑定——通过主导新能源汽车，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的国际规则设计，直接破解全球价值链“低端锁定”困境，体现新质生产力对全球治理格局的重塑作用。

     2.智能化上，中国制造业将从“工具化应用”到“生态化重构”，实现生产范式的革命性变革。

     “十三五”至“十四五”的智能化转型以“技术赋能”为核心，通过建设1260家5G工厂、推广数字孪生等技术，实现生产效率的局部优化，本质是“传统生产方式+数字工具”的叠加升级，数据要素的价值仍局限于单一企业或产业链环节。

     “‘十五五’时期的智能化将迈入‘系统重构’深水区，以工业互联网平台为中枢，推动数字要素对生产体系的全方位渗透。其突破性体现在三个方面。”刘佳骏预测。

     一是生产逻辑从“规模化量产”转向“个性化柔性生产”，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要素打破时空限制，使“按需定制”成为制造业主流范式。

     二是组织形态从“企业单打独斗”转向“生态协同联动”，跨区域、跨行业的数字资源共享体系催生共享制造、远程运维等新业态，形成大中小企业共生的智能化生态。

     三是技术融合从“局部适配”转向“原生嵌入”，人工智能与研发设计、供应链管理的深度融合，实现从“事后优化”到“事前预防”的全流程变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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